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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渝中区有一片老厂区,红砖楼房,六层高,没有电梯。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,到了晚上,整个单元漆黑一片,住户们习惯了摸黑上楼,一边数台阶一边掏钥匙。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竹筋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材料,现在看着像是某种考古遗迹。 就在这样一栋楼里,住着一个叫刘志强的中年男人。 刘志强今年四十四岁,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协调员,每个月工资三千出头。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,骑一辆旧电动车去上班,晚上七点多回来,顺路在菜市场买点便宜的时令蔬菜。 邻居们对他的印象很模糊,只知道这人话不多,见人点头笑一下,从来不参加小区里的麻将局,也不跟楼下下棋的大爷们凑热闹。他老婆是小学老师,人很和善,孩子上小学三年级,一家三口过得紧巴巴的,但也看不出什么特别。 没人会把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男人,跟十六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联系在一起。 但事实就是这样。 刘志强,本名文伽昊。 他的父亲,是文强。 这个名字在重庆,在四川,在整个西南地区,曾经意味着什么,老一辈的人都心知肚明。 巴县公安局副局长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、重庆市司法局局长,这些头衔串起来,就是一条持续近三十年的权力轨迹。在重庆的政法系统里,文强曾经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,他的名字意味着能量,意味着人脉,意味着很多事情到了他这里,都能“摆平”。 这样一个人物的儿子,从小过的日子,跟普通重庆崽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文伽昊出生在八十年代初,那时候他父亲还在巴县公安局当副局长,家里条件在当时的重庆算是不错的。等到九十年代,文强的职位一步步往上升,家里的生活水平也跟着水涨船高。 他们住在渝中区最好的地段,房子宽敞,装修讲究,客厅里摆着一整套红木家具,那是别人送的。小时候文伽昊不懂这些,他只知道自己家的沙发坐着很舒服,电视比同学家的大很多。 出门有车接送,这在九十年代的内地城市是很少见的。那辆车是进口的皇冠,黑色的,擦得锃亮,司机穿着白衬衫,态度恭敬。文伽昊坐着这辆车去上学,同学们趴在教室窗户上往外看,眼神里全是羡慕。 这种被羡慕的感觉,从小就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他。 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。 到了两千年以后,文伽昊进入大学,他的人生轨迹开始跟普通学生彻底分道扬镳。 别的同学在忙着投简历、找实习、挤招聘会,他完全不用操这个心。还没毕业,他就在干妈经营的一家大型装修公司挂名当了董事长。不需要去公司坐班,不需要处理任何业务,每个月账上准时多出一笔钱,数额比很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员工还高。 二零零八年,他在重庆市中心开了一家网吧。 那家网吧的规模在当时算很大的,几百台机器,装修时髦,位置又好,开在大学附近,按理说生意不会差。但真正让它赚得盆满钵满的,不是经营有多厉害,而是它背后那层看不见的关系网。 网吧开业之后,从来没有被查过。 那几年正是网吧管理最严的时候,未成年人禁入、消防安全检查、证照年审,哪一样都能让普通网吧老板脱一层皮。同行们被罚得叫苦连天,有的干脆关门歇业。但文伽昊的网吧风平浪静,所有的手续都“一路绿灯”,连例行检查都很少上门。 他那时候的开销,放到今天来看也是惊人的。吃饭要去最好的餐厅,买东西不看价格,朋友聚会从来都是他买单。他身边围着一圈人,称兄道弟,推杯换盏,气氛热络得不得了。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人生,会一直这样顺遂下去。 二零零九年八月,重庆的夏天热得像蒸笼。 文伽昊记得很清楚,那天晚上他在外面跟朋友吃饭,手机突然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简短而急促:他父亲在机场被带走了。 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信。 怎么可能?他父亲是什么人?在重庆这块地盘上,谁敢动他? 但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,每一个都在确认同一个消息。他坐在椅子上,脑子一片空白,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都没发觉。朋友们问他怎么了,他说不出话来,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 接下来的日子,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。 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号码,都是这些年父亲带他认识的人。有当官的,有做生意的,有社会上的,平时见面勾肩搭背,叫“侄子”叫得亲热得很。他一个一个拨过去,有的直接关机,有的响两声就挂断,好不容易接通一个,对方压低声音说了句“最近不方便”,就匆匆挂线。 他不甘心,跑到那些人的单位门口去等,跑到人家小区外面去堵。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的保安,现在拦他拦得比谁都凶。曾经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“有什么事找你叔”的人,从玻璃门里看到他,转身就从后门走了。 那几个月,文伽昊瘦了十几斤。 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:他以前所有的底气,所有的“本事”,所有的“人脉”,其实都跟他本人没什么关系。那些东西是他父亲的光环投射下来的影子,现在光源熄灭了,影子自然就消失了。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,文强被执行死刑。 文伽昊接到通知,可以去殡仪馆见最后一面。 殡仪馆在重庆郊区,地方偏僻,周围都是山。他被带进一个房间,里面很冷,空调开得特别足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混着福尔马林的味道。他父亲躺在白色的床